政绩考核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很早就有，而且一直很受重视。

《尚书》的《舜典》中有“三载考绩，三考，黜陟幽明，庶绩庶熙”之说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每隔三年就要考核一次官员政绩。经过考绩，凡是有功绩的人便给予升官，反过来，有过错的就要被罢官。

在《尚书》的《立政》中，记载了夏朝的“三宅”和商朝的“三宅三俊”。所谓“三宅”，指的是常伯、常任、准人三种官职，所谓“三俊”指的是刚克、柔克、正直三种品德，都与官吏考绩有关。由春秋到战国，法家兴起，变周制为秦制，关于官吏考绩进一步走向制度化和常规化，这在现代出土的秦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汉承秦制，汉朝的考绩称为考课，其最典型的体现或许是在汉武帝时期。当时发动了对匈奴的连年战争，每次战争都会对参战将士进行详细严格的考绩，胜者有功得赏，失利者受审受罚。

按照汉代考课制度，中央对郡以下的常课主要由丞相和御史大夫负责，有时皇帝也会亲自主持。每年年底，各个郡国守相都要汇报一年来的工作成果，主要内容包括户口增减、垦田农桑、漕运水利、钱谷出入、盗贼狱讼、教育选举、灾害疾疫等。各地提交给上级的考绩报告称为“上计”。为了核实“上计”内容的真实情况，汉朝又设立了用于监察的刺史。

汉代很多政治制度都是由汉武帝建立的，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，共设十三个刺史，按是否犯有聚敛为奸、刻暴杀人、蔽贤笕顽、放纵子弟、勾结豪强等行为，来刺察各地长官的治理情况。对于守法者各有升赏，违犯者则要受到弹劾和处罚，严重违法者甚至会被撤职罢官乃至刑罚。

汉王朝崩溃之后，中国社会长时间处于四分五裂状态。这一时期门阀势力炙手可热，考绩制度难以实行，但出现了著名的“月旦评”现象，充分发挥社会舆论（“乡论”）的力量。

李唐王朝建立之后，作为六部之首吏部有考功郎中和考功员外郎，专门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。由唐玄宗和李林甫等人编撰的《大唐六典》则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官制的开山法典，对考绩有详细记载。唐代考绩的具体安排是每年一小考，四年一大考，对具体的考绩内容也都有具体的规定，即“四善二十七最”。

所谓“四善”，即“一曰德义有闻，二曰清慎明著，三曰公平可称，四曰恪勤匪懈”；所谓“二十七最”，指的是不同职能部门的理想标准，如“铨衡人物，翟进贤良，为选司之最”“礼制仪式，动合经典，为礼官之最”等。

宋代基本延续了唐代官制，相应的考课制度也更加细化。然而，宋代官僚制度严重内卷，这不仅导致冗官泛滥和繁文缛节，也让各种制度在具体实施中流于形式。更有甚者，官场激烈的内斗让考课沦为党同伐异的借口和工具。

从宋元到明清，中国官僚政治逐渐到达了一个相当完善的程度。按照明朝的百官考绩法，三年为一考，三考为满，考满之后分等级，即称职、平常、不称职三等，合计九年三考总评来定升降奖罚。清朝将考绩标准定为四格八法。

明代还要求在京外的地方官每三年一次进京接受考察，称为“朝觐”。洪武十八年（1385年），朱元璋亲自考核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117名府州县官吏，其中称职者占十分之一，不称职者十分之一，平常者占十分之七，昏庸贪污者十分之一。最后的处理结果是“称职者升，平常者复职，不称职者降，贪污者付法司罪之”。

明代有完善的监察制度，科官监察六部，道官监察地方，但科道官都陷入党争。明代中后期，科道官的升陟降黜取决于党派势力。

明代有御史巡按考察地方官吏时，人还未离开京师，送来打招呼、托关系的条子就已经装满口袋。于是到地方考察官员，御史最后揭发弹劾的官员大都是政治上比较单寒孤立之人。清代时知府、知县等地方官每次考满朝见时，每人至少在京师要花五六千金行贿上司才行，无功者可以用行贿的手段来冒功领赏，有功而不行贿者不仅没有奖赏，甚至还要受到惩罚。

回顾明清两代考绩制度，刚开始时确实起到了一些效果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很快就百病丛生，最后是病入膏肓，无可救药。无论是“大计”还是“京察”，抑或是“考满”等，在朋比为奸、营私舞弊的官场想要做到“循名责实”，根本不可能。